高端访谈
裴国栋 男，汉族，出生于1950年7月17日(农历6月初3日)。甘肃省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人。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先后任天水地委报道组记者、清水县委报道组组长、天水地区劳改支队办公室主任、天水市司法局办公室主任、天水市法学会秘书长、天水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中共天水市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等职。2010年按副地级干部待遇退休。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过近千篇文稿；起草撰写过大量的公文类文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做出突出的献，多次受中央和省市有关部冂的表彰奖励。中央组织部﹑中央政法委曾给予嘉奖。
作者故居— 清水县贾川乡裴家庄。
作者工作过的地方—天水市人民政府
社领导少华（左一）与作者裴国栋（右一）亲切交谈
协会副主席顾亚东（左一）社领导少华（中）与作者裴国栋（右一）合影留念
前 言
《岁月沉思》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线，真实地记录了记事以来近六十年我的家族和家庭生活及个人方面的实况。从家庭变迁、个人成长过程和事业奋斗中折射出所处的时代、生活环境、风土人情和社会发展变化过程及自己人生的成败得失。《岁月沉思》用真实的史料，把人生的经历呈现出来，表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和道路的血肉关系。它实际也是我人生的感悟，也是历史的见证、时代的记录，用艰辛的汗水和忠诚铸成的奋斗之歌！
时光悠悠，倾尽繁华。我从内心深处突然浮起一个荒唐的念头，如果生命可以再来，我选择谁都不曾遇见，一生平静，而又安然的走完，去享受那落日余晖的惬意，可惜，这些都是自己心中的一种假设，已永远无法替代那些已存在的事实，和那段伤感的回忆！
深感在短暂的一生中，走过风、走过雨；经历失败、体会成功；品尝过痛苦、共享过欢乐；走过泥泞、踏过坎坷、经历过挫折、历经万苦千辛，幸运的才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阳光小路；不幸的甚至没有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小路，坎坷、挫折陪伴着一生。募然回首，灯火阑珊处，闪耀着自己走过的轨迹，晒下了自己的斑斑汗水……
往事历历在目，心绪不堪回首，每当我闭上眼睛沉思，那故乡的炊烟、童年的月夜、父母亲的教诲，还有身后留下的串串人生足迹，以及那山间不知名花草发出的淡淡清香和村前东流小河潺潺的水声……犹如一幕幕古老电影镜头似的在脑海反复显现，仿佛把我带到了已然逝去却永不会磨灭的远方。
我走过的六十多个春夏秋冬，有磨难、有忧伤、有无奈、有期盼、也有欢笑。过去的许多事情都已淡忘，但有些仍历历在目，件件在心，永远挥之不去。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幼年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忍饥挨饿；上学期间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停课闹革命的浪潮中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和“长征大串联”；退学回乡以后在生产队当社员，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战斗在改天換地的行列；在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浪潮中当上了村上的民办教师，后来又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学习；参加工作先后在新闻单位、政法部门工作，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回想起来这些历历在目，件件在新，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
在闲暇之余，和同事聊天，与家人交谈，就会谈及幼年时的家庭磨难；学生时代的学习生活；父母﹑兄弟姐妹的生离死别；参加工作后岗位的变迁。这些亲身经历的往事，恍如昨日。故此在同事和家人的鼓励催促下，我坐在电脑桌前，生疏地敲起了电脑键盘，学习打字与往事回忆同步而行。那早已逝去的岁月在我心中引起了沉思，使我沉寂的心中掀起层层波浪，它时而使我兴奋，时而令我忧伤。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珍惜了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人生在世，与父母、妻子、儿女、同事和朋友之间相处实际都是一种缘分。坦诚地说，不论是在家庭、在单位还是朋友之间。我始终怀着一颗诚挚的心，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宁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这是我作人的准则。我习惯于換位思考，经常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在我的一生中付出与缘分紧密相系，与任何人没有大的过结。我问心无愧，尽管太多的辛酸融进了昨日的犁铧；尽管难以抹去的忧伤充斥着我的心灵；尽管大半生的精力挥洒在征途上；尽管痴笑我傻的声音挥之不去……但我做人的唯一指南是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感到慰藉的是自己的正直与诚实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对父母敬孝不够。母亲在我参加工作不久离开了人世，没有享一天清福。父亲独居乡下，孤苦伶仃，去世在劳作的田野。弟兄之间有时也磕磕碰碰，悔之晚也。这些痛楚我始终无法摆脱，像一只无形的手一样时常触痛我的内心。
回忆走过的路，我深深地感谢曾经帮助、培养、教育我的领导和同仁，使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在政府衙门有了一席之地；感谢所有关心过我的亲人、同事、朋友，帮我渡过工作和家庭的道道难关；感谢九泉之下的父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养大；感谢我的姐姐和兄长，是他们起早贪黑挣工分供我上学；感谢我的家人与我风雨同舟，共患于难，共同支撑了这个家庭！
我没有著书立传之意，也没有让人评功摆好之念，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述说给后代，让他们不要忘记在人生道路上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人之恩。让他们记住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开拓事业，成就美好的未来，让他们从我人生成败得失中记取教训，走好自己的路。
文章是现在写成的，而所讲述的许多事情，都是发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廿一世纪初的陈年旧事。当年所亲身经历过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有的也将是古稀之年。这其中的许多事件是对是错，历史大多已有定论。暂无定论的我也不多加评论，只好由后人去评说罢了。
作者：裴国栋
大型系列报道之二十四：我流恋的那个年代
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在那个时候本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幸福的感觉。1976年毛主席走了，毛泽东时代渐渐结束了，本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值得留恋和怀念。改革开放来了，并且过了三十多年，经过三十多年不断地比较、思考，越来越怀念毛泽东时代。
不可否认那个时代存在着许多弊端。但总感到社会基本公平、公证，人民群众积怨少。
我从1950年出生直到1973年上大学，在农村生活了二十三年。后来参加工作一直在城市生活，回想过去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但当年那清贫却快乐、平安的生活依然尤如昨天，沥沥在目。
那时，农村划定四类阶级成份：第一类是贫农，在当时是政治地位最高的。第二类是中农，又细分为下中农与上中农，下中农的政治地位次于贫农，上中农的政治地位次于下中农。贫农与下中农统称为贫下中农，是那时农村的主体力量，而上中农属于团结对象。第三类是富农，政治地位次于上中农。第四类是地主，政治地位最低。富农与地主属于被专政对象，同被列入“地、富、反、坏、右”。
农村有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组织。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政府。大队实际和现在的村差不多。至今一些年岁较长的村民去乡政府说去公社，去村委会仍然说去大队。大队配有大队长、副大队长、会计和妇女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生产队的干部有生产队长、妇女队长、会计、出纳、仓库保管员、记工员。那时，大队都有蹲点脱产干部，安排住在农民家里，白天带队劳动，晚上给农民上政治课，是真正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尽管大队、生产队干部较多，但都是义务的没有报酬。这些干部都是劳动的带班者，他们和其它劳力一起出工，一起干活，一起计工。一般队长出工前家挨户安排农活。记工员晚上吃过晚饭之后和生产队长一起在煤油灯下逐人详细记录一天所得工分。计算工分有定额制与大寨制两种计方法。定额制是先确定完成固定劳动量为一个工，然后根据你实际完成的多少来计算工分，而大寨工则是根据各自的底分计工分，比如，十分底分的壮劳力参加一天计一个工，而二分底分的儿童参加一天则计两分工。当然，队长在排工时，都是根据劳动强度与体力来安排的，青壮年男劳力基本上均是安排重体力活，一般都是实行定额计工。妇女儿童一般是安排轻体力活，实行大寨工较多。
农村的分配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以人头为单位的平均分配，另一种是以工分为单位的按劳分配。总体上是以平均分配为基础的按劳分配制度。这样既保证人人有饭吃，又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分配的东西是生产队自己生产的粮食﹑蔬菜﹑柴草等所有东西。粮食除交完国家征购粮、留足种子之后，剩下的就全分给社员作口粮。年底前，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决算。该留的留足，该分的分完，最后是分钱。队上会计留足来年的生产资金之后，剩余的钱折算出每个工多少钱，然后按每家每户的工分数计算，就得出了各自可分得的钱数。我家每年分一百元左右，用这些钱购买日用品和扯布缝新衣服。
农村的的副业生产很单纯，就是各家各户种自留地和饲养生猪及鸡。生产队给每家每户都划有几分地的自留地，用于种植各种蔬菜，只要不是特别懒惰，蔬菜足够吃。而对于养殖家禽家畜，不但是当时国家的号召，还是要求。每家每户每年必须向公社肉食站交售一头135斤以上的合格肥猪。多余的就可以自由出售或者杀了吃均可。我家每年只少养两头猪，一头交公社肉食站，一头自己杀了过年。我放学后或星期日去拔猪菜，拿回家切碎后掺上麦麸之类来喂猪。不像现在，到处都是农药，有毒。
特别使人不能忘记的是那时的干部作风。大队﹑生产队的干部不但不“脱产”和其他农民一样靠挣工分吃饭，反而时时处处要带头给大家作出样子，出的力流的汗倒比其他社员多。生产大队基本都有一名驻队的县或者公社的一名干部，按照上面提出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要求，带领广大社员战天斗地的辛勤工作。那时上面来检查工作的干部，不像现在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吃了还拿上。记得那时，清水县农技推广站站长王定成同志常年驻在我们村上。他完全和当地农民一样，手上的老茧并不比社员少，社员流淌的汗水也并不比他多。村上那块地里该种什么作物、该施什么肥料，那块麦田该什么时侯喷洒农药，他都非常清楚。甚至村上谁家的媳妇孝顺老人，谁家的孩子不好好念书他也知道。他和村民就这样的融洽关系，谁家吃了派饭也没有少掏过粮票和饭钱。他家在县城，社员张三要他捎买把镰刀，李四老婆要他捎买几尺花布，他也从没有耽误过。现在，上边三令五申改善干群关系，要求干部联村联户，帮助农民致富，但是真正脚踏实地的扎根在农民群众之中的人并不多见。说实话，那时干部作风和干群关系比现在好得多。现在离那个时代已三十多年了，人们为什么还怀念那个时代呢?关键是那个时期实实在在的为群众而想，为群众而做。回想起来感觉到那时侯是幸福的。
1、看得起病。干部职工看病不要钱，由国家埋单。城乡都建起了合作医疗卫生保健系统，医疗站，点遍布城乡，小病不出村，打针输液不出乡，重难疑症由乡级卫生院介绍到县以上人民医院就医，危重病人先入院救治，出院时结账，患者穷的由乡及以下三级证明，医药费可免去部分或全部，年终由民政局审核后如数拔款支付给医院。那是没有假药，是真正的救死扶伤，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些曾经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赞赏，连外国洋大人都留恋，无怪乎人民普遍留恋。
2、上得起学。我当过六年民办教员，对农村孩子上学问题非常清楚。那时农村普及小学教育，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适龄儿童都能上学。学费每位学生一学期只有一元钱，家庭有困难的全免。军事院校、师范学校幼师到师大，只要考上，费用全由国家包付；考上其他大学，农民子女从住宿费到伙食费、学费一律免收，或少量收取，并发放住学金，父母有工资收入的才交全部或部分费用，即使交每月几元钱。只要考上了大学，没有因贫困读不上大学的孩子。
3、住得起房。农村由生产队规划，政府投资，逐步进行旧房改造，实行了改水，改厕等工程，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均由政府或所属单位，廉价租住。人调房交，新单位再分。七、八十平方的房屋每月租金三、五元钱。把职工住房当作福利事业来办，不存在赢利的问题。
4、有事可做。按照毛主席人人都是革命的镙丝钉的指示，人人都有活干，个个有事做。大、中专毕业生，均由各级人事部门安排工作，毕业后的第二个月开始上班并领取工资。未考上大学的高中青年，城镇的安排进厂，评定级别，其医药、培训、劳保、休假、退休保障与事业单位职工同等对待；农村的则由乡镇安排当赤脚医生，民办教师，乡镇干事等，也可入城进厂。“失业”、“下岗”，百姓不知何物，以为只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
5、官员清正。自1951年处决大贪污分子刘青山、张子善后，官员贪腐基本消除。各级政府官员、机关干部公务出差，一律乘坐公共车船，级别高的可坐飞机，凭票报销，到下级检查指导工作，与职工同餐，并饭后付伙食费，无卖官买官、跑官要官现象，更无行赂受赂现象，因为清正，很多人不愿当官，提拔升迁官职，要组织出面做思想工作，劝其当官，待其愿意后才下文调派。
6、治安良好。所有乡村均有民兵连排组织，自动维护治安。一处发案，各地围捕，犯罪分子束手就擒。县以下无警察和派出所，5－10个乡派一名公安特派员。谁犯了法，可能刑拘，县局电话通知到乡，乡干部叫人带口信给犯罪嫌疑人，案犯便自动背上行李到县级公安机关报到，接受拘留和审查。即便是“文革”武斗，只要你不参与派别打砸，仍很安全，何况武斗时间只几个月，毛主席派部队军管，及时予以了制止。
7、物价平稳。70年代之前，物价涨幅极小，以猪肉为例， 1950年代每斤1毛到2毛，1970年代每斤2毛到4毛多点，1980年代初物价仍处于低标准，猪肉每斤不上3元，1988年起才开始出现工业品大幅涨价，形成抢购风，由此而带动食品价格上涨。由于国家采取“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政策，老百姓可以用较少的钱买较为丰富的生活品，人们生活有保障，社会安定。
8、公平正义。乡、村有民事调解员，几个公社才设一个法庭，主要工作是对纠分双方进行劝导、握手言和，或按双方认可的数额进行赔偿。即使少有的刑事案件发生，也由法院、检察院调查真相后，代其写诉状，帮老百姓打官司，不收任何费用，依法判决，合法公正。老百姓不用担心因无钱而打不起官司，更不担心对方托人走后门。
9、健康向上。建国初期，政府彻底铲除危害社会安宁、破坏家庭稳定、瓦解人民斗志的毒、赌、娼及封建迷信活动，对旧社会残留的愚昧、颓废、腐朽、落后思想进行“洗脑”，让人民健康向上，意气风发、战天斗地，以极高的热情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干劲，投入到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而且不要代价或少要报酬，修建起了星落棋布的水利工程，堰渠密如蛛网，农业连年丰收。人民群众为了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苦干巧干，自愿奉献一切。
凡旧中国过来的人，亲身经历旧社会官匪一家，警匪勾结，欺压百姓，官府横征暴敛，使无数人家破人亡，卖儿卖女，逃荒要饭，良女为娼求生机，资本家的黑工厂、黑矿窖，多少女工、童工、包身工被残害身亡……共产党、毛主席救人水火，脱离苦海。人们翻身得解放，当一回主人，扬眉吐气，切身感受到政府叫人民政府，法院叫人民法院，医院叫人民医院，官员叫人民的勤务员……那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时代，新旧社会有如天堂地狱之别，老百姓出自肺腑狂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人生之中有几次亲身经历山呼万岁呢？共产党好，毛主席亲，给老百姓留下永久印记，这就是百姓留恋毛泽东时代，怀念毛泽东的理由！
毛泽东时代仅仅经过二十七年的努力，就基本上做到了人人有饭吃，消灭了贫穷，在世界上改变了东亚病夫的形象，建立了强大的工业体系，让全世界惊叹的强大的中国已经毅立于东方。如果按照当年四化目标，再努力创造三十年到今天，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谁又能证明不比现石更强？假如现在是毛泽东时代，就绝对不会存在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因为这是毛主席早在去世之前早已达到的目标，可恨的是这些成果后来被别人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又从老百姓手里夺走了。
假如现在是毛泽东时代，台湾问题有可能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解决，美国在世界上不可能这么猖狂，炸使馆、撞飞机的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钓鱼岛的问题会成问题吗?假如现在是毛泽东时代，“同志”这个称呼的使用频率最高，也最光荣，无论走到哪里畅通无阻，极易沟通，人们关系融洽，助人为乐、尊老爱幼、见义勇为、乐善好施形成社会普遍风气。
假如现在是毛泽东时代，讲排场、摆阔气、豪赌等铺张浪费现象根本形不成风气。假如现在是毛泽东时代，政府机构和工矿企业以及各个单位领导都不敢以权谋私侵吞国家资产，更不敢蜕化变质。共产党的干部每年至少都要参加多少天集体劳动，到下面检查工作则一律自己掏钱吃食堂，要喝酒自己买，没有人奉承招待你，真正地与群众打成一片。公款吃喝成不了风气，因为广大群众时刻监督，财务上也无法开支，有人敢开这个头，恐怕就得丢乌纱帽。中国不可能出现贪官资金外逃，再有本事、手眼通天的贪污犯罪分子也难逃到国外，何谈外汇资金流失。假如现在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上的人际关系绝对没有这么复杂，绝对没有这么多刑事案件，没有这么多民事纠纷。13亿多人等于13亿多个民事主体，忽视道德作用，全靠法律来调整这多如牛毛和交织如麻的人际关系，永远无法达到社会秩序的好转。
假如现在是毛泽东时代，青年人的政治信仰和道德素质不可能滑坡，绝对没有现在这样自私。青年人依然是朝气蓬勃，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一代，是关心国家、关心政治、关心未来、追求真理、忘我奉献、大有希望的一代，社会主义中国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将寄托在他们身上。民兵、工会、青年团、妇联的组织作用继续得到加强，不可能象现在这样，取消的取消，架空的架空，完全彻底的失去作用。
假如现在是毛泽东时代，农村不可能出现大量撂荒的土地，全国也不可能冒出这么多圈定闲置的开发区，全国每年不可能损失这么多良田耕地。
假如现在是毛泽东时代，资本主义落后腐朽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不可能占领中国的舞台。学生不可能把“当大官、赚大钱、娶美女”作为座右铭，自力更生、艰苦朴素、勤俭建国、奋发图强、比学赶帮、舍己救人、多做贡献、为国争光始终是时代的最强音。铺张浪费、腐化堕落、醉生梦死、纸醉金迷、贪图享受、多吃多占、损公肥私、不顾全大局、不热爱国家集体的人永远被社会唾弃，整个社会正气始终是主流，邪气无法抬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和前所未有的进步作用。因此，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和前所未有的进步作用。
责任编辑：刘海洋